继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40万亿后，近期，北京、上海、浙江、河南、四川、甘肃等地也陆续公布2025年经济运行情况。
中国经济整体向上突破的背后，各地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少标志性节点：北京GDP首破5万亿大关，山东省经济总量历史性突破10万亿元大关，温州进入GDP万亿城市行列......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反复、主要经济体增长分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各地发展的成绩单得来不易。
新的一年已经开启，中国经济要继续向前发力，各地又该如何主动作为？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一个词，因地制宜配资世家网。
「 因地制宜，是新阶段的方法论」
因地制宜的本质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要针对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刻舟求剑、拿一个模子去套。
谭主梳理了近两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近两年，跟“因地制宜”搭配最多的词，是“新质生产力”，而2025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从做好经济工作的维度，对因地制宜进行了阐述。
那么，如何理解“因地制宜”在当下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这就需要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变化来加以分析。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中创新最活跃、技术最前沿、前景最广阔、影响最广泛的部分，代表生产力的演进方向。
可以说，这既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变量，也是最大的增长潜力之一。
从近两年的经济数据来看，数字化，正是酝酿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主流趋势之一。
然而，另一组数据却揭示了新趋势的机遇之下，仍然存在的挑战：拆分来看，我国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10.78%、25.03%、45.63%。
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整体经济的渗透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那么，为什么面对亟待补齐的差距，更加需要各地因地制宜，而不是一味加码热门产业这么简单？
这跟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直接相关：
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将专业领域的隐性知识转化为可计算、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没有深耕专业领域，数字化就缺乏“灵魂”，只能停留在表面自动化或信息化层面。
有关研究对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做了一个结构化分析，其中企业自身的战略导向能力，以及政策监管机制，这两件事决定了转型能不能启动、能不能持续推进。
而真正要把转型做起来，需要看有没有数字基础设施、人才知识储备和数据要素治理体系。这三者构成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能力载体和关键支撑。
换句话说，只有对一个领域足够专精，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化转型的潜力。
明白了这样的逻辑，各地就应该在发展经济时，平衡好前沿领域和传统产业，切忌一味“求新求高”。那种把一些传统产业贴上“夕阳产业”“落后产业”的标签，甚至弃之不顾的做法，就可谓本末倒置了。
事实上，去年《求是》杂志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就指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
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主体，其增加值、用工人数等主要指标占全部制造业的80%左右。以目前的数字化渗透率来看，未来的增长空间是巨大的。
说到底，新，不是凭空发生的。把原本服务于一个行业的技术能力，迁移、扩展到更多相关产业中，也可以形成持续放大的产业优势。
拿纺织业来说，通过面料、工艺和数字化技术的持续积累，也可以从服装走向高端材料生产。
例如，山东一家叫做泰和新材的纺织企业研制的芳纶涂覆隔膜就进入了新能源电池企业的供应链，另一家叫做愉悦家纺的企业研制的人造血管也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从这个角度来看，全国各省都可以结合自己的积累，在产业基本盘上转型升级，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新动能。
在这种新质生产力的拉动之下，中国经济才能够在已有基础上继续保持增长。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告诉谭主，每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都不一样，要想在传统经济增量的基础上找到新的赋能方式，一定要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径。而因地制宜，就是各地在充分发挥主体功能，探索自身发展路径过程中形成的。
「 因地制宜，是未来的路线图」
在这样的背景下，接下来，因地制宜具体怎么做？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周跃辉告诉谭主，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通过试点来推进改革，进行风险可控的市场化试验。而当下强调的 “因地制宜”，则是一种全域范围内的制度优化。它鼓励地方将中央的顶层设计与本地的要素禀赋相结合。
也就是说，在把握好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其实是给了各地一种制度创新的空间，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激活每个地方发展的主观能动性。
具体到地区规划上，“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大类的基础上，叠加确定特殊功能区。
城市化地区主要负责做大做强经济体量，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
农产品主产区关系到粮食供应和农业发展。
重点生态功能区，则是为未来发展和绿色生产，预留空间。
特殊功能区则是围绕边境地区发展、能源资源开发、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海洋经济发展等需要来确定。
这些功能区划分细化到了县级行政单元。当前，在全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元中，最终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约有1200个，农产品主产区约80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约800个。
也就是说，不少地方的价值并不直接显现在GDP数字上，却支撑着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发展定力。
在这个背景下，再看“正确政绩观”，就更容易理解了。它要解决的，正是各地该干什么、怎么干，以什么标准评价的方向性问题。
比如海南的探索。近年来，海南专门出台考核办法，明确要根据发展阶段、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实行分类考核。
海南取消了除海口、三亚、洋浦、儋州、文昌、琼海、澄迈之外的12个市县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考核，同时针对不同区域设置指标权重。例如，海口、三亚、洋浦分值最高的是创新发展，中部市县分值最高的是生态环境保护。
2025年，海南细化调整全省各市县分类，区分经济增长极、滨海城市带、中部生态保育区及其他农产品主产区。考核时，会先评定“分类冠军”，鼓励各单位参与自由贸易港建设，调动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在这样的治理下，海南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GDP跨越三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达到8108.85亿元；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一流。
从主体功能区划分，到政绩考核指标分类，再到特色产业发展，因地制宜至此有了完整闭环。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田应奎告诉谭主，因地制宜，本质上是国家在新时期怎么重构经济发展方式和治理体制的问题。中央要在规划和政策上把方向定准，地方要在经济发展上把路子走对。双方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经济工作，摈弃简单化、低质量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
面向“十五五”，在正确政绩观的引领下，各地围绕自身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谋划路径、优化考核，将会成为常态。
随着这套机制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地方会在各展所长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更具韧性、更有质量的增长动力。
站在140万亿的新起点上，中国经济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怎么更有质量、更可持续地发展。
方向清晰、边界明确之后，各地可以在适宜的赛道上深耕、大胆探索，找到符合自身节奏的增长路径。
地方发展动能更足，整体才更稳；地方经济更有活力，增长才更有后劲。
因地制宜，正是把宏观目标，真正落到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城市、每一项具体实践中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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